古蹟文物-壽山巖觀音寺

寶石陶九龍壁

龍騰之勢，鎮寺之靈

「九龍」自古便是中華文化中帝王權威與天命象徵，代表祥瑞、尊貴與無上榮耀。龍者，騰雲駕霧，通天達地，為天地間靈氣之化身。壽山巖觀音寺所處地勢蜿蜒雄偉，山形層疊有勢，遠觀宛如九條巨龍奔湧而下，盤繞於寺前山脈之中。地理名師稱之為「九龍奔驣之勢」，乃聚靈凝氣之寶地。為彰顯此山川靈脈與佛寺氣象，寺方乃興建一座「九龍壁」，使山形龍勢與人文藝術交融為一，化為鎮寺之寶，寓意佛光護佑、龍氣長存、香火永昌。這道壁，不僅是一面建築裝飾，更是一道凝聚天地靈韻與匠心智慧的文化印記。

國寶級匠心，鍛鑄寶壁

民國八十七年（西元1998年），壽山巖觀音寺董事會正式決議建造九龍壁，希冀以傳統藝術的形式，留存寺廟與信仰的象徵印記。為求極致，特別邀請園藝與景觀專家羅清吉教授擔任設計顧問，並由被譽為「活的國寶」的陶藝大師劉銘侮親自設計、監造與燒製。劉大師承此重任後，親自繪稿、造型、施釉、燒製，每一條龍的姿態、每一片鱗紋的轉折，皆出自他一手匠心的塑造。為了呈現龍之神韻，他以手捏工法結合高溫陶技，賦予龍體流動的生命力，使九龍或翔雲、或潛水、或盤舞、或破浪，形神兼具，氣勢磅礴。整體構圖雄渾穩重，釉色晶瑩瑰麗，呈現出寶石般的光澤。九龍之首昂然東向，象徵朝日迎祥、佛法普照；其尾隨勢盤旋，寓意無盡生機。此壁既融古典之雅韻，又具現代藝術之張力，是傳統陶藝與宗教精神完美結合的經典之作。

寶石陶九龍壁，藝術與信仰的合鳴

歷經一年多的籌劃與製作，九龍壁終於於民國八十八年（西元1999年）九月落成啟用，成為台灣首座以寶石陶工藝打造的戶外大型公共藝術。全壁長達數丈，以多層次立體構造塑造九龍奔騰的姿態，無論日照或夜燈之下，皆呈現出金碧輝煌的光采。陽光灑落時，釉色映射出如琉璃般的流光溢彩；夜幕低垂時，龍影浮現於燈火之中，彷彿真龍盤踞於山門之外，守護眾生、護祐香火。此作品不僅是壽山巖觀音寺的精神象徵，更被譽為台灣陶藝史上的里程碑。它以文化為骨、信仰為魂，連結了自然地勢、宗教美學與藝術創造的力量，展現了人與天地合一的東方美學精神。今日的九龍壁，已超越單純的建築裝飾，成為一面見證匠心、文化與信仰共鳴的瑰寶，象徵壽山巖觀音寺歷久不衰的生命力與祥龍永護的祝願。

「慈帆廣濟」牌匾

文字為形，信仰為魂

寺廟自古不僅是民間信仰的寄託中心，更是地方文化與教育的樞紐。廟宇之內，香火鼎盛，誦經聲與人聲交織，而其間所遺留的碑記、匾額、楹聯與書畫，則成為歷史最真切的見證。那一筆一劃之間，不只是書法藝術的展現，更是一代代文人墨客、仕紳官員抒懷寄志的文化印記。古人以筆為心聲，以字為供奉之禮；因此，寺廟不僅供奉神明，亦供奉文字的靈光。隨著歲月流轉，這些藝術之作沉澱為一種「文教氣」，使廟宇在莊嚴的宗教氛圍之外，亦散發人文典雅之韻。壽山巖觀音寺作為桃園地區最古老的信仰中心之一，其建築格局宏偉、歷史悠遠，更承載無數文人的詩文與題刻，猶如一部活的地方文化史。

「慈帆廣濟」的由來

在壽山巖觀音寺諸多珍貴的書法題刻中，最具歷史意義者，莫過於嘉慶二年（1797）所立的「慈帆廣濟」匾。此匾由時任福建水師提督、兼任台灣鎮總兵的哈當阿親題，為寺中最早且最具文獻價值的文物之一。哈當阿，滿洲正黃旗蒙古族人，出身於前鋒參領，為第一位來台鎮守的蒙古籍總兵。在卓克華所著《從寺廟發現歷史：臺灣寺廟文獻之解讀與意涵》一書中，曾詳述其與壽山巖觀音寺結緣的奇異因緣。據載，乾隆五十八年（西元1793年），哈當阿奉旨來台，督剿林爽文餘黨。行軍北上途中，轎桿忽斷，眾人驚惶間，他下轎察看，方知此地乃「三草庵」，庵內供奉觀音大士。總兵因緣際會步入庵中參拜，隨手抽得一籤，籤文曰：「添油三斤佛前點，定保前程得太平。」初讀之下，他並未在意，只命隨從買油一缸敬奉。不料抬運途中油缸破裂，所剩恰為三斤，與籤文所示絲毫不差。此異象令哈當阿心生敬畏，遂於佛前稽首祈願，許諾若能平亂凱旋，必當重建廟宇以酬神恩。

信願化形，文跡長存

果然，數年後叛亂平定，哈當阿凱旋歸淡水，念及昔日靈籤之感，乃撥白銀千兩寄託順寂，委託地方耆紳籌建新廟。地方賢達謝秀川、呂文明等人奉命為首事，合力興工。嘉慶二年（西元1797年），壽山巖觀音寺正殿落成，觀音佛像迎入安座，香火再度鼎盛。為誌此緣，哈當阿特題「慈帆廣濟」匾額，以頌觀音慈航普度、廣濟蒼生之德，並正式命名廟宇為「壽山巖」。這方匾額字勢雄健、筆法遒勁，墨韻間蘊含軍人之氣魄與佛心之寬宏，既為文物瑰寶，亦為信仰象徵。它不僅紀錄了一段軍政人物與地方信仰交融的故事，更體現了清代官員對民間佛教文化的尊崇與參與。時至今日，這方「慈帆廣濟」匾仍高懸於殿堂之上，見證著壽山巖觀音寺近三百年來香火不絕的歷史，也映照著那段人神互感、信願化形的動人篇章。

嘉慶八年古香爐

道教神殿的象徵空間：靈霄寶殿的佈局與信仰秩序

靈霄寶殿殿內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西王母娘娘、神農帝、黃帝等神明，內部皆以道教科儀佈置為主。並設有斗燈與光明燈塔於兩側，更讓整體與道教神壇成列相同。既有供奉神像，其香爐設置就顯其重要。殿中設有兩處香爐，一為讓信眾奉香之香爐，一則為點燒香粉的薰爐。《物體藝術》當中提到：「每個東西都有可能是神」，荷蘭的宗教現象學家凡德留(G. van der leeuw)認為，「只要你認為它是，它就是。」實物被主體視為特殊的，大都由於外形所致。尤其那些被收藏、保存的東西，被當作宗教器物的，就普遍被視為避邪的護符。(羅茲勒 (Rotzler, Willy)1991：38)
另外在《物體系》一書當中提到：「古物只因為它逃過時間之劫，因此成為前世的記號。邊緣物-古物中的歷史性：它是代表時間，一個十分特定的功能，而歷史性的象徵功能來自於起源神話，一種人類自身的文化累積，也是一個文化的記號。」《物體系1997：89》香爐最早的使用目的是為薰香，在中國的歷史上從春秋戰國時代起就以形制完備，之後受到了佛教傳入中國與道教興起，香爐的功能逐漸從裝飾與衛生的功用，轉為神聖性的祭祀功用，成為人跟神之間的媒介。

宗教器物的象徵意涵：香爐的歷史、形制與文化脈絡

<臺灣傳統廟宇香爐之研究—以清及日治時代台中、彰化地區為例>一書當中分別說到：「在民間信仰上，焚香祭拜是神聖的，祭拜完更要恭敬的將香插於香爐內，香爐與神同等地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臺灣有村莊便有寺廟，有寺廟必有香爐，並供奉著該地區信仰的主祀神像；有些廟宇，無神像，甚至只是一塊石頭、石碑，卻不能沒有香爐。」(何佩真2010：21)<臺灣傳統廟宇香爐之研究—以清及日治時代台中、彰化地區為例>一文又說到：「台灣香爐的造型各具特色，現保存下來的早期香爐，都分別彰顯出當時社會環境的人文藝術觀。而台灣於清領至日治時期，廟宇所使用的香爐材質，石造占極大多數，次之木造、陶瓷、錫製、銅鐵鑄；可惜的是，由於石造和木造香爐，年代至今已超過一、兩百多年，有些表面雕造文樣多以風化，只能就外輪廓分析其表徵。」(何佩真2010：29)所以這個薰香爐，能引證壽山巖觀音寺歷史悠久，寺廟除了是當地居民的中教信仰中心之外，也會因為居民的祈求或是發願，在祈求願滿後，這些有所求的信眾們，以各種不同的形態來答謝神恩，所以是寺內長達近三百年的時間中，有著所留傳下來的文物。薰香爐體是石料材質，年代從爐身上可之為嘉慶八年由謝秀川，吳文明，鍾福貴，梁嘉普……等仝叩。

而敬獻者首位則是對於龜山開發上，不遺餘力的謝秀川，有以下的介紹說明：開墾協助 —土目管事：謝秀川

修建首事謝秀川，謝秀川為粵人，乃霄裡、龜崙兩社熟番土目管事，曾出面招佃開墾大溪一帶，從《桃園廳志》所記載可知於乾隆20幾年間，以在大溪、龜山等地進行招墾，對當地貢獻頗多，壽山巖觀音寺多次的修建與寺內文物也多由其倡導或發起，是早期創建壽山巖觀音寺的民間仕紳中最為重要的，而其身分也證明了壽山巖觀音寺是由漳粵兩地移民共同創建。（桃園縣壽山巖觀音寺已卯年祈安完醮手冊1999：16）

壽山巖薰香爐的歷史價值與藝術詮釋

爐身則以暗八仙圖樣裝飾周身，形制優美且古雅，香爐腳以神獸—狻猊做為裝飾，造型古樸，甚有趣味感。香爐座下方以四足支撐，與其他一般形制上為三足香爐甚為不同，其獨特性為北台灣少有，之外筆者推論以四足之造型呈現，可能有著護佑四境、安定四方的寓意在裡面，其它部分還尚待深入研究才可得知。香爐整體造型優美，刻工精細，由此可推論當時所敬獻的相關人士，對於該寺觀音菩薩的尊崇。該香爐是為凌霄寶殿內的鎮殿之寶；也可以明確的知曉，廟中的神像表達出人跟神的實際關係，而香爐的存在與擺放成為了聯絡與表現人與神之間的關聯，也成為了用物體實例呈現神聖化的最好詮釋。針對該香爐之研究，有上述之說明，而桃園縣境內著名寺廟當中，所存留之香爐，以南崁五福宮現存的為道光年間，餘其尚無像壽山巖觀音寺，這樣時間較悠久、形制優美、現況較完整的香爐文物，因此鑑為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指定為市內重要文物。

日月雲板

嘉慶十七年日月雲板(壬申年 1812)

壽山巖觀音寺(以下簡稱該寺)歷史悠久，位居於進入台北盆地內重要的要道上，便利的交通往來造成了龜山鄉有著許多不同的族群共同在此居住開墾。此外有許多的移民與墾民途經此處，進入到台北與東部開墾，為保路途安全，所以該寺便成為這古道上的守護者。該寺在《台灣的齋堂與巖仔：民間佛教的視角》一書中，所提到的從祭祀信仰範圍加以討論：「觀音信仰的地域化可以將其分為九類：（一）村廟（二）聯庄廟（三）大廟（四）區域廟（五）佛寺（六）齋堂（七）字姓廟或角頭廟（八）私廟（九）混合型。

主祀觀音而屬於聯庄廟性質的「巖仔」計有6座，而壽山巖觀音寺是其中的一座，桃園縣龜山鄉壽山巖觀音寺，共轄有五大庄，即塔寮坑、舊路坑、楓樹坑、兔仔坑(含社後坑)、新路坑。」（林美容2008：186）另外從龜山當地的開墾紀錄上，除了平埔族-凱達格蘭族龜崙社世居在此處外，尚還有後續移入的閩南族群、客家族群等。隨著移民的日漸增多，讓龜山的開發逐漸受到重視，其中讓龜山地位日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移民需求所延伸出交通的發展，從《台灣原住民史平埔族史篇(北)》：「提及郁永河所走的「舊官道」，乃是刻意避開霄裡社番及龜崙社番，和荷據時期致力打通各番社的走法並不相同，這也反映出康熙出年南崁地區的開墾非常有限，而此區的平埔族群中龜崙、霄裡社最受漢人畏懼。《番俗六考》中描述：「龜崙、霄裡坑仔諸番，體盡矲婭，趨走促數，又多班癬，狀如生番」（陳培桂1963：307）。」(詹素娟張素玢 2001：181)再者《台灣原住民史平埔族史篇(北)》說到：「桃園地區與台北盆地僅一山之隔，前者往往成為漢民淡水登陸以後轉轉移墾之地。其入墾路線是淡水經八里、南灣往坑仔、外社、山鼻或經坪頂往陳厝坑。經由這條路線入墾的漢人以泉州人居多，龜崙社域的楓樹坑、舊路坑墾民也多在坪頂、下湖開墾幾年後便移居該地。所以漢民從台北盆地移到入林口台地之初，便進入龜崙社域的大湖、南崁社域的南崁頂、坑仔社社域的南灣等外圍地區。」(詹素娟張素玢 2001：190)

南崁社域清出就有點狀的開發，到乾隆年間更廣招漢佃入墾。龜崙社域在新舊、路開闢以後，正當龜崙社入口位置及進入新路的龜崙口（今天龜山村、新路村、大同村一部分）一帶墾業進展十分迅速，薛啟隆以桃園為中心從事農墾。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事件發生，清廷大量借助熟番之力，平亂之後福康安奏請仿四川屯田練兵之例施行屯田制，挑募熟番充為屯兵，酌發近山為墾土地，以資養瞻。乾隆五十五年（1790）奉准照辦，五十六年（1791）施行，將為墾荒埔五千四百四十餘甲，發給新募屯丁為養瞻埔地，勇免陞科。一方面獎功、照顧熟番生計，一方面設屯捍衛地方。而龜崙社屯丁有二十三人。從上面所引述的資料來看，當時龜崙社的社域範圍遍及今日龜山鄉境內，還曾遠至現今新北市的鶯歌、樹林等地區，社域範圍廣大，且生活當中所需求的各項生存條件皆能夠自我滿足；更因為當時開發未及，且又受限於社域內山嶺綿延，交通甚為不便，使得開發的時間晚於北部其他區域。(詹素娟張素玢 2001：191)

《桃園縣誌卷首志略篇》所提到龜山（龜山鄉）：「昔為「平埔番」龜崙社聚居之所，山以社音得名，今鄉名因之。舊路坑，新路坑（龜山鄉）：清雍正年間，台北平原日漸開闢，新庄番市肆因之發達。當時竹塹，新庄間之行旅為避龜崙嶺山路之險及「土番」之害，乃繞道經由南崁海岸至龜崙嶺延至坪頂山高地之西麓，到八里坌達新庄。清乾隆年間（十六年），復於原路線之南方，桃園至新莊之龜崙嶺開鑿新道直達，舊路線因以漸廢。新路坑，舊路坑由是得名。新路坑當龜山之西麓，今易名曰新路村。」(桃園縣誌1988：18)另外又提及移民的開墾《桃園縣誌卷首志略篇》民國前一八四年(清雍正六年)，福建漳州人郭光天，呈准福建總督派遣尹士良率兵丁百有六來此開墾，行至南崁設置桃仔園之境，見前面山深林茂，恐為野番所困，不敢深入，乃暫駐屯。其後諸番見軍丁四面環集，知不可敵，遂擎老攜幼，遁入東勢山。於是四處平定，光天乃從事開墾。光天歿，後人郭崇暇、郭龍文、郭玉振、郭傳樽(郭樽)等相繼召集內地鄉黨親戚，移住開墾。每闢一處，即給以墾批，付以庄名，而定住之。至民前一五七年(清乾隆二十年)間，亦擴展至坪頂、大湖、苦苓林、菜公堂、山尾、西勢湖、頂湖、下湖、員林坑及崙口一帶。桃園一帶，於雍正年間尚為蕃人棲居之處。當時此一地區東起龜崙嶺，希達坎子腳，南自霄裡，北至南崁，統稱曰虎茅庄。乾隆初，粵人薛啟隆德福建官署許可，自台南率領隘丁數百名，移往開墾。啟隆自為大業戶，隘丁中粵人及閩之漳泉人最多，以使閩粵二省人之聞風移殖者日增。之後墾業既興，人口日繁，桃源街由是漸次結成草店，與龜崙社化蕃進行交易，遂形成一小市街，並於民前一四七年(清乾隆三十年)，公舉街正，委任指揮一廳街市事宜。乾隆二十餘年間，粵人謝秀川、龜崙二社熟蕃土目之管事，出而招佃開墾。(桃園縣誌1988：89)因此從上述之文獻探查，可得知該寺雲版上所提的粵東XX的地點名稱，其背後可能就是跟隨著這批粵人有相當之地緣關係，更由此引證龜山當地族群與該寺之間互動的狀態。

在寺廟當中常有不少機會是需要舉行宗教儀式，因此儀式當中需要的配合使用樂器來輔助，讓儀典更添莊重。在黃玲玉所著《台灣傳統音樂》一書中提到：「佛教音樂為佛教寺院及信眾在舉行儀式時所用的音樂。在台灣台灣佛教音樂的唱腔…一般常用的樂器，稱為法器，即佛教音樂中使用的樂器，有鐘、鼓、木魚、罄(磬)、鐺子(響盞、盞子)、鉿子(鐃鈸)、板、叫香、雲版(大點、佛鼎)、手鈴、鈴鐸、金剛杵、戒尺等等，其中以吊鐘、堂鼓、木魚、鐺子、鉿子等法器尤為重要」(黃玲玉2011：149)雲版又稱為大點或佛鼎，是佛教音樂當中一個不可缺少的樂器「中國工藝美術辭典」一書當中提到：「雲版古樂器，亦作「雲板」。為一種長型扁鐵片，兩端做雲頭形紋飾，故名，又名為「點」。舊時官署和權貴之家，都以打雲版為報事、集眾的信號。」(吳山1991：701)而該寺的雲版上，整體鑄字則為：「粵東嘉應弟子仝敬壽山岩佛祖座前嘉慶壬申仲夏吉旦萬名炉造日月沐恩梁潤長梁嘉璿劉榮峰王瑞愣謝佳標鍾福貴梁魁捷梁聲善」等字。這件文物上的仝敬者，不但在文物上載明，連製造的爐號都紀載清楚，不僅僅提供確認壽山巖觀音寺的歷史年代，更提供對於該寺與地方族群間互動頻繁最有利的證據，除了閩南族群、蒙古、還有來自廣東的客家族群，所以是該寺的重要文物之一。該雲板不僅是在歷史上、族群上、復原考究上，有著重要的指標意義，更可以提供後續對於台灣清代工藝鑄造的研究與宗教文物來源上，直接的幫助。因此薦請桃園縣文化局指定為重要縣定文物，列案保存。以下提供桃園縣文化局參考，國內現有指定文物中，屬於雲版的部分有基隆的法王寺、靈泉禪寺，並整理歸納，搭配壽山巖觀音寺雲版相互對照，冀望能提供相關單位與專家學者進行判別。

壽山巖觀音寺觀音殿

靈跡初啟：觀音示現，法脈開源

壽山巖觀音寺地勢開闊，背倚青巒、面臨綠野，環境清幽而靈氣薈萃。相傳創建之初，緣起於清乾隆七年（西元一七四二年），一位來自粵東嘉縣的沙彌順寂（俗名鄧定國），自浙江定海南海普陀山恭請觀世音菩薩正二媽本尊，漂洋過海來台弘法。順寂自滬尾港（今淡水）登岸，繞行觀音山麓南下，途經今廟址之古榕樹下時，天色漸暮，暫宿村民汪斗之家。翌晨欲啟程續行，忽感腹痛難忍，不得不返榕下休憩。朦朧之間，夢見觀音大士於寮前現身示意，醒來後痛疾頓癒。順寂悟得此乃菩薩指引之地，乃請村民張衍剛結草庵供奉神像，自此香火日盛，信眾雲集，聲名遠播。此一靈跡，成為後世壽山巖觀音寺之根基與信仰起源。

靈願成真：將軍建寺，牌匾命名

歲月流轉，至乾隆五十八年（西元一七九三年），時任福建水師提督兼臺灣總鎮府總兵的哈當阿奉命來台剿撫林爽文餘黨。行經此庵，為庇軍運平順、安境寧民，虔誠向菩薩祈願，許諾若能平定亂事，必建宏廟以酬法恩。後果如所願，叛亂既平，哈當阿信守諾言，集結地方耆紳共議建廟事宜，並撥白銀千兩為創建基金。自乾隆六十年八月（西元一七九五年）動工，歷時三年，於嘉慶二年丁巳（一七九七年）竣工。首期完成正殿，佛像安奉其中，殿宇巍峨，香火鼎盛。哈當阿親題「慈航廣濟」匾額懸於正殿，以表敬佛之心，並奏請朝廷正式賜名「壽山巖」。此舉不僅奠定了寺廟的正統地位，也象徵觀音信仰自此深植於桃竹平原之間，成為護佑一方的慈悲道場。

藝匠傳芳：匠心之作，風華再現

壽山巖觀音寺的建築布局恢弘而典雅，前有觀音殿，後有凌霄寶殿，前殿為古蹟指定範圍。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年）重建時，聘名匠陳應彬主持設計，奠定今日格局；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年）再度整修，增建鐘鼓樓、山門與東西廂房，使殿宇氣象更加宏偉。全寺採二進深、九開間的傳統格局，結構嚴謹、氣度不凡，雕刻裝飾精巧繁麗。其木雕、石雕、彩繪、剪黏與泥塑五大工藝，各有特色：木雕與彩繪多集中於三川門及正殿主軸，呈現出宗教藝術的莊嚴與細膩；石雕則以三川門龍柱最具代表性，龍身盤曲成弓形，獨具內向之姿，寓意守護香火；屋脊剪黏與交趾陶為名匠陳天乞於1960年代所作，色彩鮮明、造型生動，其中部分原作至今仍保存完好，堪稱台灣廟宇藝術的珍品。自草庵起基迄今，壽山巖觀音寺已歷二百餘年風雨，見證地方興衰、文化傳承，亦成為桃園地區信仰與人文的核心。其建築格局重視中軸線的延展，展現尊嚴與秩序；雕刻與彩飾蘊含職人匠心，呈現民間藝術的巔峰。香煙繚繞之中，觀音大士的慈光依舊普照山川；廟堂巍峨之下，則凝聚著世代信眾的虔誠與記憶。壽山巖不僅是一座寺廟，更是一部活的歷史、一座雕刻的史詩，象徵著信仰的恆久、文化的延續，以及人心所寄的溫柔與敬意。

古蹟文物

Ancient monuments and cultural relics